中国楼市讲述新故事:变革住房制度 激发社会活力

中国楼市正在讲述新的故事。

从雄安新区提出试点全新房地产发展新模式、大力发展公租房，到各地公租房发展计划接连出台，各个地方探索不同模式明显加速：7月下旬，广州市印发《广州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工作方案》，明确提出赋予符合条件的承租人子女享有就近入学等公共服务权益，保障租购同权。此外，还有“提高公积金租房提取额度”“落实出租住房税收优惠政策”“增加租赁住房用地有效供应”“允许将商业用房等按规定改造成租赁住房”等大力推进房屋租赁市场建设的措施；8月9日，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与阿里巴巴、蚂蚁金服签订框架合作协议，三方将整合优势资源搭建智慧住房租赁监管服务平台，将国有租赁住房、长租公寓、开发企业自持房源、中介居间代理房源、个人出租房源全部纳入平台管理；再看深圳，8月1日，深圳市住建局起草了《关于加快推进棚户区改造工作的若干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8月8日，深圳市城市更新协会官微发布了这一消息，根据这份文件，深圳将把一些20年以上的“老破旧”小区划入棚改范围，必要时实施强制措施，最终用“政府主导–国企实施–公共住房”的模式改造一批住房，除用于搬迁安置住房外，将全部用作人才住房和保障性住房；在上海，刚刚获批的张江科学城，其新增住宅将有超九成被用于租赁。

各地试点，聚焦北京。8月3日，《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管理暂行办法》公开征集意见，通过实行政府与购房人按份共有产权方式，政府将其持有的部分产权的“使用权”让渡给首次购房人，进一步降低了房屋出售价格，充分减轻购房负担，最大限度支持“夹心层”首次购房需求，满足无房家庭的住房刚需。

自1998年开启住房制度改革，中国房地产迎来了黄金20年，中国社会形态也由此被重新塑造。到城市去尤其到一线城市去拥有一套房产，成为从60后至80后的人生奋斗具象。与此同时，房地产成为中国社会最敏感的领域，并渐渐成为造富、完成阶层流动的几乎唯一路径—特别是对普通中国人而言。中国的基尼系数也由此突飞猛进到危险的地步，无数社会规则、道德伦理甚至爱情都被捆绑在了一间房上。

20年来，房地产繁荣了中国经济，也“绑架”了中国经济。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将住房建设列为“消费热点和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”，到2003年国务院18号文明确“房地产业关联度高，带动力强，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”，从2009年全面刺激楼市，到2016年鼓励居民“加杠杆”……毫无疑问，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，“房地产驱动”比“创新驱动”更见效，建房子几乎成为不少地方经济发展的根本逻辑。而随着以房地产为核心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生活逐渐成型，整个社会渐渐丧失了创造力，辛苦创业不如北上广深买套房。

某种意义上，是市场化的贪婪与体制性的保守交织合力，形成了中国房地产的现状。在郑永年先生看来，僵局背后，是发展房地产市场这一主导思想的严重失误。简单地说，是把房地产视为经济政策，其GDP功能（对经济增长的贡献）被凸显出来，而其社会功能（社会成员对住房的需求和人们的“空间权”）则被忽视。因为商品房兼具投资和消费价值，人们对其价格上涨有预期，开发商利用这样的社会预期囤积土地和新房，购房者由此迫不及待地买房，从而一步一步地把房价逼向新高。

随着中国经济转型进入新阶段，解套“房地产”成为中国继续向前的必然逻辑。“房子是用来住的，不是用来炒的”，这一观点将成为中国未来房地产市场的主旋律，也为未来的中国经济指明方向。几乎可以肯定，一场关于中国居住和中国发展的革命已经悄然来临。这场革命意在通过房地产回归居住功能，重新激发中国社会的活力与创造力。这将是一次对中国社会的“活化”。

中国人多喜欢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故事，但实际上，一个社会要实现创新，必须通过提供足够的社会供给品降低创新承担的风险，最终形成活力涌动、宽容失败的包容式社会。建设“低端有保障，中端有市场，高端有约束”的多层次住房供应体系，实现保障房体系、商品房市场的共同推进—从这个层面理解，中国楼市正在讲述的新故事，其实也正在讲述中国经济的未来图景。